2021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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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封杀特朗普的代价是什么?

 

美国新闻网1月16日综合,在周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两次弹劾的总统之前,唐纳德·特朗普已经是首位被硅谷罢免的总统。特朗普在它们的平台上捍卫自己的存在感许多年后,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其他社群媒体网路决定,国会大厦遭袭使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关停他的帐户,在Twitter上更是永久关停。

「弹劾成功将是特朗普政治生涯的尴尬结局,」我的同事凯文·罗斯(Kevin Roose)写道。「但是失去他的大量网路追随者——Twitter上的8800万关注者和Facebook上的3500万关注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剥夺他的文化影响力。这似乎剥夺了他最渴望得到的特权: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吸引全世界的注意力。」

这些决定得到了网路极端主义研究人士的称赞,但是也引发了言论自由倡导者的关注。关停总统的平台帐户真的会避免更多的暴力吗?它对美国网路自由表达的现状有何启示?以下是人们的观点。

这会开启一个危险的先例吗?

硅谷将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边缘化,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仅是特朗普的盟友——此事令人警醒。「世界各国领导人大声谴责硅谷在政治话语控制上的巨大权力,并对美国总统被禁言感到尤其愤慨。」记者格伦·格林瓦尔德(Glenn Greenwald)指出。

「德国总理安哥拉·梅克尔(Angela Merkel)、法国多名部长、尤其还有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兹·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都谴责科技垄断者以视自己为『一个世界媒体力量』为由,对特朗普的禁言以及其他审查行为。」

俄罗斯持不同政见者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在Twitter上写道:「这一先例将被全世界言论自由的敌人所利用。在俄罗斯也是如此。每当他们需要将某人噤声时,他们会说:『这只是惯例,就算是特朗普也被Twitter封号了。』」

但是,为这些公司的决定辩护的人注意到,社群媒体公司每天都在将用户踢出他们的平台。「Facebook踢掉了黎巴嫩政客、缅甸将军、甚至美国其他右翼政客,」记者吉利安·C·约克(Jillian C. York)写道。「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经常在发表完全应被保护的言论的时候被这些平台删号——常常不给出理由。」

正如我的同事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公司完全有权这样做。「不幸的是,很多抱怨的人——其中许多人在国会工作——还没有真正阅读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说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它并没有说Facebook或Twitter或苹果公司或任何人都不应制定法律,」她告诉美国广播公司(ABC)。「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它们是私人企业。这就像一家餐厅,有人进来后大喊大叫,开始威胁要行使暴力之类的事情,他们就会被踢出去。」

但归根结底,Facebook和Twitter都不是阿比连锁快餐店(Arby\’s)。它们如同一个实质上的公共广场的入口,这个广场越来越受到少数私人公司的控制

「Facebook和Twitter在媒体领域没有主要竞争对手,」尤金·沃洛赫(Eugene Volokh)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公众依靠它们作为无可比拟的沟通机制,包括政客与选民的沟通。」

马特·斯托勒(Matt Stoller)和莎拉·米勒(Sarah Miller)为《卫报》撰文:「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在寻求广告收入和暴利时,通过将广告收入重新分配到自己身上,Facebook和Google以及私募股权已经杀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亲社会机构,例如当地报纸。」根据北卡罗莱纳大学的一份报告,仅在过去的16年中,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报纸消失了。

甚至就连那些支持科技公司对总统禁言的人,也发现它们的权力令人担忧。「科技公司的行动有著鬆散的一致性,可以让世界上最聒噪的人闭嘴,这样的能力令人震惊,而且显示了传统出版商在此方面的局限,」时报专栏作家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写道。「剥夺了他使用世界上其他大多数人可以使用的社群媒体工具的权限,这对他造成的削弱,在某种程度上是弹劾和败选至今都没有达到的。」

这一现实似乎让Twitter的CEO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都感到不安,此前他用Twitter只是互联网「公众大型对话中的一小部分」来安慰自己。但是「这一观念在上周遇到了挑战,一系列基础互联网工具提供者也决定,不再为它们认定存在危险的内容提供平台」,他在周三写道。「此时此刻,这样的行动也许是有必要的,但长期来看,这对开放互联网的崇高愿景和理想也许是具有毁灭性的。一家公司做出自我调节的商业决策,和一个政府关闭信息通路不是一回事,但感觉上是一样的。」

然而和政府不同的是,Twitter和Facebook这样的平台并不受制于民主问责。「至少政府言论限制是由公开的法庭来执行,接受上诉複核,」沃洛赫写道。「发表言论者可以论证为什麽他们的言论应该受到保护。法庭必须遵循先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平等对待。此外规则总体上是由公众通过他们的代表,或这些代表任命的法官制定的。」

数十亿人依赖的平台可以基本不受制约地封禁某个人,这应该让所有人感到担忧,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也许是最积极提出这种关切的人,但其他政治立场的人多年来也是这麽说的。

「当下的体制应该让你感到惊恐,因为如果Facebook的大人物认定他们不喜欢某一场政治运动(比如BDS),他们可以直接让它消失,」左翼杂志《时事》(Current Affairs)编辑内森·罗宾逊(Nathan Robinson)在2018年写道。「他们可以干扰其组织。可以封禁这场运动联络人民的最重要管道。他们实际上抬抬手就可以废除第一修正案。」

剥夺平台的做法有用吗?

科技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将某些帐号和应用从自己的平台清除出去,可以实现对公共安全的保护。「我们相信,允许总统在这段时间内继续使用我们的服务,带来的风险实在太大了,」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说道。

这些公司最近表现出的具有公民意识的担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真诚的,无疑值得怀疑。例如Twitter多年来一直拒绝国会议员的要求,不肯删除川普等人的某些推文——这些推文导致议员们收到死亡威胁。直到这週一,Facebook才宣布会清除那些宣传选举舞弊阴谋论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导致了上週的混乱。

「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自命是言论自由的捍卫者,给所有怀著坚定信念的人充当不偏不倚的传声筒,」格雷格·本辛格(Greg Bensinger)在时报上写道。「事实上它们是企业,受季度业绩和华尔街无休止追求销量和利润的慾望所驱使。」

但先不说动机的问题,为了让极右极端分子失去关注,剥夺其发声平台是否属于有效手段?戈德堡认为是有效的:「这在各种各样的恶人身上都应验了,伊斯兰国(ISIS)、米洛·扬诺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和艾利克斯·琼斯(Alex Jones),」她写道。与人合著了《点讚战争:社群媒体武器化》(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一书的彼得·W·辛格(Peter W. Singer)告诉她,「他们引导对话、以招募成员为目的触及更多受众、藉此赚钱——最后这一点对这些靠矛盾创业的人来说可能最为重要——的能力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损害。」

去年发表在《欧洲传播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的一项研究为上述论点提供了支持,该研究发现,「对维持粉丝群体、关注和收入来源来说,遭到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和/或YouTube抵制有著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一些人担忧打压行为只会让这些群体转入地下。上周冲击国会大厦的计划大部分是在Facebook、Twitter和Parler这些人人可见的论坛上进行的,但如今,一些组织者已经转移到例如Signal这样的加密信息应用上,这些应用更难监测。

「随著这些群体四分五裂,分散到了各处,他们不仅仅是散布到网路的各个角落,还有他们正在使用的应用的各个频道裡,这让执法部门经常要监测的地方要多得多,」我的同事希拉·弗伦克尔(Sheera Frenkel)周三对「The Daily」说。「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看这些Telegram和Signal频道,就连我都觉得要能及时跟上这些网路裡的交流速度很难。」

最终,剥夺总统的发声平台「确实让不实信息进入主流变得更难了」,大西洋理事会下属数字取证研究实验室(Atlantic Council\’s Digital Forensic Research Lab)高级研究员艾默生·布鲁金(Emerson Brooking)对时报说。但他也说,「不让特朗普上Twitter无法解决我们政治上的问题,也不能让成百上千万美国人回到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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